最近有个段子,很有寓意。

一个中国人和他的美国朋友在对话

中国人:“帮我买点口罩。”

美国人:“怎么了?”

中国人:“防止新冠肺炎。”

美国人:“美国流感死了1万人都不怕,新冠肺炎才死1000怕啥。”

中国人:“美国流感有特效药,新冠还没有。”

美国人:“有药治都死1万人,没药治的才死1000,就更不可怕了。”

中国人:“这……”

是啊,我们为什么如此恐慌?

第一部分:新冠病毒到最后就是又一个流感病毒而已,甚至是又一个普通感冒病毒而已

(这一部分是论证这个观点,如果你相信这个观点,觉得无需论证了,可以跳过这部分,直接看第二部分:一场病毒入侵人类社会的大型现场实时真人秀,第三部分:恐慌的危害,以及第四部分:如何解决恐慌的问题。)

这位美国朋友的淡定是有道理的,美国疾控中心(CDC)估计,自2010年以来,每年美国流感导致900万至4500万人感染,14万至81万人住院,1.2万至6.1万人死亡。死亡率是0.1%至0.3%。

这是2010年以来的数据,不包括2009年。2009年美国爆发H1N1流感(俗称猪流感),根据CDC2011年的估算(因为没有办法检查每一个人,所以CDC制定了一套方法估算),从2009年4月12日至2010年4月10日,美国估计发生大约6080万例感染,27.4万例住院治疗,12,469例死亡,病死率4.5%,死亡率0.02%。

这个猪流感对全球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在2009年4月至2010年8月间,甲型H1N1流感确诊死亡人数达到1.85万;由于部分甲型H1N1流感死者并未纳入医疗系统的统计,且流感病毒不一定在所有死者体内都能检测出来,因此实际数字可能更高。

2012年6月26日美国CDC的研究人员在《柳叶刀·传染病》杂志发表报告说,在2009年4月至2010年8月间,H1N1流感死亡人数为15.17万至57.55万人,约为世界卫生组织所公布确诊死亡人数的8倍至31倍。

不过,这个猪流感在流感的鼻祖——“西班牙大流感”面前是小巫见大巫,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造成超过5000万人死亡,当时全球人口不过18亿。据说,一战就是因为这个而停止的。此后流感每隔10-40年就会爆发大流行,造成严重健康问题和经济损失。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算,全球每年流感感染率,成人可达5%-10%,儿童更高达20%左右。这意味着在流感高发季,每10个成人中就有一人感染流感;每5个儿童就会有一个人感染流感。每年全球流感可导致300万至500万重症病例,并导致25万至65万死亡,相当于每1到3分钟就有一人死于流感。

如果世界卫生组织用的中国的数据是来自中国法定数据的话,那么它的全球数据应该还是低估的。根据中国2018年12个月的全国法定传染病报告统计,2018年全年感染流感的人数为768291例,因流感死亡人数共计144人。而据《柳叶刀》上的一篇论文称,中国每年有超过8.8万人死于流感。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出入呢?这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以及许多欧美国家,对于疾病的死亡统计是根据其发病的根本死因,而中国则是根据其直接死因。例如,2017年曾经在微信上很火的《流感下的北京中年》里的那位父亲,因流感感染肺炎最终死亡。如果按美国的统计,他是因流感死亡的;但在中国,却会被归为死于肺炎。

不过这方面我们似乎正在和国际接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数据显示,仅2019年前5个月,流感上报发病病例已达177万,超过了过去四年的流感上报人数总和。大家不用担心,这个并不代表中国流感越来越严重了,只是调整了统计口径而已,流感其实一直是这么严重的,只是我们一直不太重视。

我们为什么不重视流感呢?除了统计口径的问题外,也有翻译惹的祸。英文词的流感influenza(简称flu)词根是影响、流行的意思,感冒cold词根是冷的意思,完全不同。但是不知是谁,看到流感和感冒症状似乎差不多,就把flu翻译成了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正如张文宏医生所讲的那样,那是大错特错,虽然都是猫科,然而一个是老虎,一个是猫。

张医生根据中国疾控中心2019年1月的数据,告诉大家流感感染者会有10%左右发展成肺炎需住院,这10%的患者中又有30%左右发展成重症,重症中又有9%会死亡,也就是说死亡率是0.27%。这和美国流感的死亡率数据很相似。

这里有几个不同的概念,感染的不一定发病,发病的不一定需住院,住院的不一定重症,重症的不一定死亡。死亡率(mortality)是死亡人数除以感染人数,是以下五项的乘积:

(1)发病人数/感染人数(即发病率)

(2)确诊人数/发病人数(即确诊率)

(3)住院人数/确诊人数(即住院率)

(4)重症人数/住院人数(即重症率)

(5)死亡人数/重症人数(即重症死亡率)

这五项不是机械不变的,可以根据需要组合调整,也可以进一步细化计算其他比率,比如危重症率。经常还用到的一个比率是病死率(case fatality),或称致死率,是死亡人数除以确诊人数,即第(3)项、第(4)项和第(5)项的乘积。

要注意这个病死率或称致死率(case fatality)和死亡率(mortality)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讲,病死率比死亡率更准确,因为计算死亡率的分母是感染人数,这个是很难准确知道的,只能估算,所以有时也叫易感人群总数,或者就用当地平均人口来计算。而计算病死率的分子死亡人数和分母确诊人数一般情况下都是相当确定的,除了武汉和湖北其他一些发生特殊情况的地方。

现在我们看到的每天腾讯等渠道的播报,都是用死亡人数除以确诊人数,是病死率(或称致死率)的概念,死亡率其实我们不知道,因为无法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感染了这个病毒。

如果我们对于流感的统计一直和欧美标准一样,大家一直知道每年大概有近9万人死于流感,那么看到现在新冠肺炎死亡人数1017人(截至2月11日12:00)会不会不那么恐慌?

我想应该会好一点,死亡人数不在一个数量级,至少武汉以外的人们应该会感觉不那么恐慌。尽管全国病死率(全国死亡人数除以全国确诊人数)目前为2.38%,然而这个数字应该是高估的,因为武汉的情况不是这个病毒传播的正常情况。

前天有一篇有关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报导,41%的病人可能是院内感染。结合之前很多其他报道来看,封城后的恐慌,对医疗资源的挤兑,医院没有及时分级分流分诊,种种原因导致本来不应该感染的感染了,不应该重症的重症了,不应该死亡的死亡了。

所以感染率、重症率、病死率应该都是偏高的,当然也有因医疗资源有限无法及时确诊、收治就死亡的病例,这些病例没有出现在统计数据中。就算如此,这应该也不能抵消前面这个因素对感染率、重症率、病死率高估的影响。

截止到2月11日12:00,湖北死亡人数974人,累计确诊31728例,病死率为3.06%。撇开湖北看其他地方的总和,死亡人数43人,累计确诊10986例,病死率为0.39%。

2003年非典病死率是10%,2012年MERS中东呼吸道综合症病死率34%,2013年H7N9禽流感病死率40%,1976年埃博拉病毒病死率50%,1998年尼帕病毒病死率77%。

病原体的毒力(virulence)、侵袭力(invasiveness)或称传播力或感染力、数量(quantity)和变异性(variability)决定了它对人类的危害程度。这四个因素在一般分析时简化为毒力和传播力两个因素。

毒力和传播力之间有一定的此消彼涨的关系,如果毒力太强,宿主很快被干倒,还没来得及感染传播就挂了,病毒就跟着一起挂了。而且对于这种凶猛的病毒,人类不得不采取严苛的措施,宿主被严格隔离,病毒也不太好传播。埃博拉病毒就是这样,所以这种病毒看似很凶猛,但是不会传播很多人。

另外有些病毒,毒力不强,抵抗力好的人被感染了,自己可能不知道就过去了,人类防不胜防,所以感染力极强。当然毒力也不能太弱,不然一进入宿主体内就被免疫系统干掉了,也就无法传播。

就生物进化论的观点,为了延续后代生存,生物性的病原必须演化成慢性感染症,与宿主共存较长的时间,或是存在于中间宿主(reservoir)以伺机传播。当然这种进化不是一种病毒通过自我意志完成的。

进化是变化加选择。个体层面是随机的变化,由于种种原因,遗传物质拷贝走样了,出现了一个新病毒。然后由环境来选择,适者生存,其他的被淘汰。能够长期生存下来的病毒肯定在毒力和感染力之间达到了某种平衡。

所以说,一下子把宿主干倒对于宿主是灾难,对于病毒来讲也是一个无奈的意外。新冠病毒似乎和很多经久不衰的流感病毒、普通感冒病毒一样,属于后者。

香港大学生物医学院金冬雁教授在1月28日接受《知识分子》的采访时说,现有的人类冠状病毒有四种是常见的,这四种病毒现在引起的只是普通感冒,比流感还要弱。但是如果追溯回去几十年,一两百年或者更长时间,这些病毒刚刚进入人体的时候,也是一样会引起全球性大流行,有可能跟现在的新冠病毒或者SARS的情况相类似,但它最终的结果是所有这些病毒最后都减弱成只能引起普通感冒,这是一个底。

第二部分:一场病毒入侵人类社会的大型现场实时真人秀

如果新冠病毒其实最后只是一种新的流感病毒,甚至普通感冒病毒,那么我们为什么如此惶恐呢?

我们如此恐慌可能是因为这是一个新病毒,没有特效药,没有疫苗。而流感,就算之前我们不知道原来每年要死近9万人,现在知道了,大家也不恐慌。因为流感有特效药。病毒性疾病大多数是没有特效药的,流感是少数有特效药的,当然要检测是什么病毒,然后对症下药。流感也有疫苗,因为病毒变异太快等原因,疫苗的有效性只有60%,但总比裸奔好。目前中国疫苗接种率不到2%,估计今年会大幅上升。

新病毒登上人类历史舞台往往是以大爆发的姿势闪亮登场,因为它是新病毒,人自身还没形成抗体,人类还没开发出特效药和疫苗,就大爆发了。如果是足够老的病毒,要么很多人已经有抗体了,要么人类已经研发出特效药或(和)疫苗了,所以它是爆发不起来的。

然而为什么别的新病毒没有像这次新冠一样引起这么大恐慌呢?1988年上海甲肝35万人感染,28人死亡;2003年非典全球感染8422例,死亡916例;2009年,截至12月22日,中国大陆一共确诊12.3万例新型H1N1患者,死亡714例;2013年,中国暴发人感染H7N9禽流感(bird flu),全国重症死亡率接近40%。爆发时都没有特效药,也没有疫苗,大家都不像现在这样恐慌。

那么,我们这次如此恐慌,到底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次病毒爆发是社交媒体大发展之后的第一次病毒爆发!

古时,病毒把一个村子的人都干掉了,别村的人都不知道。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现在,一个人咳嗽一声,全国人民都知道,最后发现是QQ上线的提示音。

每个人每天在微信、微博上接触成千上万条信息,微观到一个武汉女儿带着病重的父亲到处奔走,求告无门,在医院走廊等待的时候看着父亲血氧一步步下降,死在自己面前;宏观到中央政府、地方各级政府的每一步防控部署、措施及其结果。

还可以实时看到疫情的很多数据,全国及各地的疑似、确诊、危重、死亡人数。微信“看一看”里的疫情最新消息,阅读人数从1亿、2亿、3亿、4亿升到了昨天的10亿,也就是说微信10亿用户基本上都在看。现在还有查看病例离自己有多远的应用。

大数据时代真的来临了。

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病毒得到过如此的关注,它进入人类社会的过程一步步被全部实时展现,就像电影《楚门的世界》(Truman Show)。这是科幻惊悚剧情片《传染病》和《楚门的世界》的结合。不同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一边在看剧,一边也都身在其中,无处可逃。

当看着大公鸡从武汉红起,一步步向你的家乡逼近,你能不恐慌吗?当看到这个病毒无比狡猾地逃过所有防护成功击倒似乎不该倒的人,你能不恐慌吗?当看到武汉人民求救的信息、苦楚绝望的眼神,下一个可能就是你,可能是你至亲的人,你将看着这一切而无能为力,你能不恐慌吗?

武汉朋友说,你们外面的人不知道我们这里的恐怖,好比同一个笼子里的鸟,每天看到被抓去两三只,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自己,你明白这种感觉吗?上海的朋友说,你们也不知道我们这里的恐怖,我们全部乖乖地呆在家里,哪里也不去,熬了这么久,然后看着四面八方的人涌来,病毒离自己越来越近,自己原地不能动,像个固定的靶子,你明白这种感觉吗?

城里城外,笼里笼外,都恐慌。

庚子年的春节,全国人民观看了一场病毒入侵人类社会的大型现场实时真人秀,每一个人都身在其中。这种情况下,哪怕这个病毒再弱爆,也会让所有人恐慌。显微镜发明后,据说有一个科学家用它真真切切看到了无处不在的细菌之后,自杀了。如果非典2003年,猪流感2009年,禽流感2013年,社交媒体已经像今天这样发达,那么恐慌恐怕比今天更严重。

2020年是传染病遭遇社交媒体的第一年,是划时代的一年。

第三部分:为什么恐慌是个问题?

恐慌导致人性的扭曲,导致人为的灾难,所谓人性灾难。我们要对抗的是病毒,不是携带病毒的人。但是在恐慌的情绪下,在无法分清谁是病毒携带者的情况下,我们开始针对人。一开始针对武汉人,随着疫情的蔓延,又开始针对黄冈人、孝感人,进而是所有湖北人,然后温州人……。同时,又传来海外中国留学生街头被围攻打骂的消息。

恐慌的第二个危害是导致防控过当,进而导致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又进而导致平均预期寿命的下降。前两天梁建章的一篇文章引起很大反响。梁先生根据各国历史数据,分析了一国GDP和平均预期寿命的关系,GDP上升,平均预期寿命上升,并从这种相关关系中找出可能的因果关系:“因为富国更有能力和意愿在医疗、基础设施和环境治理等方面进行投入,从而在降低死亡率的同时来提高人均寿命。”

梁先生认为,任何决策都应该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他运用了经济学中生命价值的概念,计算一个人一天的生命时间值多少GDP价值,指出如果防控过当,经济损失过大,那么反过来会影响这个国家的人均寿命。梁文有具体推算,逻辑很严谨,数据很详实。

当然理性、宏观、全局、长期的分析结果在一个即将被病毒夺去生命的人以及他的亲朋好友面前都会显得十分苍白。然而为了整个社会的利益,这种似乎不太符合伦理道德的分析是必需的。现在的防控过当和一开始的防控过松是同样性质的错误,只是方向不同。

日前,新加坡总理则明确表示不停工停课,不关闭营业场所,这种经济损失,新加坡负担不了。不让国民戴口罩,因为社会秩序要如常,让大家当普通感冒病毒去接受吧。

香港大学生物医学院金冬雁教授认为:“如果它(新冠病毒)确实是传播力非常强,而且非常持续的话,我们做很多事情也逆转不了的,那变成常规化管理就行了,我们不会因为一个季节性流感就把城封了,将来的最坏的一种结局就是这样。”

新加坡政府很可能咨询过像金教授这样的专家,也做过和梁先生一样的计算。还有一点,流行病防控的关键在早发现、早诊断、早报告、早隔离。新加坡目前正是处于这个阶段,而且已经限制了相关外来人员入境,所以国内完全可以外松内紧,的确是没有停工停课的必要。

而我们现在没有必要停工停课的原因和他们正相反,我们在U形曲线的另一端,传染源已经通过各种传播途径触达各种易感人群,现在整个社会停摆弊大于利了。审时度势,宽严相济;不能审时度势,则宽严皆误。当然我们有的城市可能跟新加坡的情况比较接近,那么对外关闭,对内不停工就是明智的选择。当然,很多城市的不少工人来自外地,所以这两点同时做到可能有难度。

最后,恐慌导致个体抵抗力下降,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当下最关键的是增强抵抗力,不给免疫系统添乱。在特效药、疫苗出现之前,就靠自己的抵抗力了。当然,就算有了特效药、疫苗,抵抗力还是很重要,因为病毒在不断变异,人类的研究一直是在追赶,有时赶得上,有时赶不上。正如张文宏强调的那样,医生能起到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耶鲁大学教授、知名科普作家卡尔·齐默在他的畅销书《病毒星球》一书写道:“我们这个星球到处充满病毒,比如我们看到的海水,一升海水里起码有1000亿个病毒。”他还指出:“病毒在我们的DNA里留下了丰富的信息,人类DNA片段中8%来自病毒,说它们是我们亲缘有点远的祖先也不为过。但是要小心,这些休眠在人类DNA中的片段在特定条件下可以复苏,重新组织成活跃的病毒。”

甚至人类胎盘的产生就是来自病毒的贡献,哺乳动物能进化出胎盘就是因为其祖先感染了一种病毒,这种病毒把抵御免疫系统攻击的能力转移给了哺乳动物,所以胎盘可以骗过免疫系统,胎儿的血型、基因与母体可以不一样却能在母体内发育成长。

可以说病毒是人类生命活动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人身上长期携带几千种病毒,都是当年各种“传染病”遗留下来的。自身抵抗力是终极武器,所谓人体小宇宙,自有大宝藏。

抵抗力受三大因素影响,饮食、起居、情志,权重大约各占10%、20%、70%,所以抵抗病毒的秘诀就是吃好、睡好、心情好,特别是心情好。情绪对抵抗力的影响是最大的,情绪不好就好比自废武功,任由病菌攻击。人体三大调节系统,神经调节系统、体液(主要是激素)调节系统、免疫调节系统,都对情绪十分敏感。就算身体本来没有器质性的病变,但是如果情绪干扰了三大调节系统,人一样立竿见影生病,甚至死亡,心碎综合症就是典型的例子。

所以,就算不考虑人性的扭曲问题,不考虑经济的问题,为了自己的抵抗力,为了防御战胜病毒,也请不要恐慌。

如何解决恐慌的问题?

之前我们讲了,这次我们如此恐慌,是因为这次病毒爆发是社交媒体大发展之后的第一次病毒爆发,全国人民好比观看了一场病毒入侵人类社会大型现场实时真人秀,每一个人都身在其中。

那么如何解决恐慌的问题呢?是不是遏制甚至取消社交媒体呢?正相反。

汤姆·斯丹迪奇在《社交媒体简史》一书中说:“社交媒体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从西塞罗和其他古罗马政治家用来交换信息的莎草纸信,到宗教改革、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期间印制的宣传小册子,过去人类跟同伴交流信息的方式依然影响着现代社会。在报纸、广播和电视主导了信息的散播几十年后,互联网的出现使社交媒体重新变成人们与朋友分享信息的有力工具,并推动公共讨论走向一个新的模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坦承:“社交媒体帮助我赢得了大选。”

社交媒体的大发展对国家治理提出了大挑战。我们不可能退回到小国寡民、病毒杀死了一村的人外面还不知道的远古时代,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也不应该退回去,因为这是开倒车。社交媒体的发展代表着时代的进步,我们要跟着一起进步。我们需要做的不是遏制、消灭社交媒体,而是相反,我们要借助社交媒体提供更多的信息、更及时的信息、更多的教育、更及时的教育。人们得到的信息越是充分、及时,就越不会恐慌。

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不会恐慌;我们知道我们知道的时候,不会恐慌;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时候,更不会恐慌;只有当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才恐慌!诚实是战胜恐慌的唯一方式。

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史无前例的。比尔·盖茨2015年在埃博拉病毒爆发之后做了一次TED演讲,他认为在未来几十年里,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杀掉上千万人,那更可能是个有高度传染性的病毒,而不是战争;不是导弹,而是微生物。在全世界范围内,大家其实都投资不足,研究不到位,更没有足够的准备来应对突发传染病。

他认为各国应该像应对战争那样来应对传染病,各国有常备的军队,军人随时随地都做着投入战争的准备,还有预备军人,能使备战人口大量增加。而对于病毒,我们却完全没有这样的准备。根据世界银行的估算,如果我们有流感的疫情暴发,全球经济会损失三万多亿美元,还会可能有千百万人员的死亡。人类必须在基础的卫生保健、研发、疫情防控等方面快速加大投入。

当地时间2月5日下午,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下的亚洲、太平洋和防扩散子委员会就最近出现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举行了一场听证会,专家们也指出,全球应对流行疾病的准备充分性普遍不足,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应对重大传染性疾病方面的资源和能力准备充足。更为严重的是,很少有国家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发生时能够有效地运用这些本来就不充足的资源和能力。

看来这方面的努力刻不容缓。同样刻不容缓的是我们的治理必须跟上社交媒体等新技术、新事物的发展,不辜负这个时代对我们的希望。

总之,大家注意勤洗手,人多的地方、不通风的地方戴口罩,吃好,睡好,心情好,众志成城,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祝大家开工大吉!

你是爱,你是暖,你是希望,你是人间四月天!

责任编辑:刘万里 SF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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