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书评

作者=阿比吉特•班纳吉、埃斯特•迪弗洛

译者=景芳

来源=《贫穷的本质》

对于西方很多人来说,贫穷可以说是饥饿的代名词。除了2004年12月的大海啸和2010年海地地震这种大天灾之外,最能影响全球穷人的事件莫过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埃塞俄比亚饥荒,以及1985年3月举行的“天下一家”音乐会。该事件充分激发了公众的想象力,催生了大规模的慈善活动。2009年6月,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表的一份声明曾是头条新闻。该声明指出,全球超过10亿人正在挨饿。这一说法的影响力颇大,超过了世界银行对全球每天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人数的统计。

贫穷与饥饿已被列入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中,其表述方式为,“消除贫穷与饥饿”。的确,很多国家都制定了各自的贫穷线,其最初的依据就是饥饿的概念、购买一定量食品的预算,以及其他一些必要的支出(如住房)。“穷人”基本被定义为吃不饱饭的人。

因此,政府对穷人的大力救助势必基于这样一种想法,即穷人迫切地需要食物,而需求量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食品补贴在中东司空见惯:埃及在2008—2009年花费了38亿美元(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2%2),用于食品补贴;印尼制定了分配补贴大米的Rakshin计划;印度的很多邦都出台了类似的政策,例如,在奥里萨邦,穷人每月可以购买55磅大米,每磅4卢比,这一价格低于市场价格20%。目前,印度议会正在就构建《食品权利法案》展开辩论,这一法案将赋予人们因挨饿起诉政府的权利。

班纳吉(左)与迪弗洛

就物流方面来说,大规模的粮食援助如噩梦一般。据估计,印度超过一半的小麦和三分之一的大米在运输途中“不知所踪”,其中大部分都被老鼠糟蹋了。如果政府漠视这种浪费,仍坚持原有政策,其原因或许是他们认为饥饿与贫穷之间联系紧密,还可能因为人们觉得,穷人没有能力填饱自己的肚子,这也是“贫穷陷阱”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然而,一种强大的直觉告诉我们:穷人买不起足够的食物,这才是造成他们效率低下、生活贫困的原因。

帕克·索林住在印尼万隆省的一个小村庄,他曾向我们解释过这种“贫穷陷阱”的形成过程。

帕克的父母过去有一小块地,但他们要养活13个孩子,还要盖很多房子,供他们自己和孩子们居住。因此,他们已经没有可以用来耕作的土地了。帕克·索林一直在做临时农工,在地里干一天活儿能挣1万印度尼西亚盾(购买力平价2美元)。然而,由于化肥、燃料价格上涨,农民们被迫节省开支。据帕克·索林说,当地农民决定不削减工资,但也不再雇用更多人手。于是,帕克·索林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失业状态:在2008年我们见到他之前的两个月里,他一份农活儿也没找到。如果年轻人遇到这种状况,他们通常可以转行去当建筑工人。不过,帕克解释说,大多数体力活儿他都干不了,而那些技术含量高的工作,他又缺乏经验,对于年过四十的他来说,重新学门手艺又为时已晚,没有人会雇用他的。

为了生存,帕克一家(他和妻子及三个孩子)不得不做出一些常人难以想象的事情。他的妻子动身前往80英里(129千米)之外的雅加达,通过朋友介绍,到别人家里当用人,可她挣的钱仍不够养活三个孩子。他们的长子尽管只有12岁,学习成绩也不错,却不得不辍学到建筑工地上当学徒。另外两个年纪较小的孩子,不得不送到孩子的爷爷奶奶那里,跟他们一起生活。而帕克自己的生活来源是每周从政府领到的9磅(4千克)救济大米,还有他自己在湖畔捕的鱼(他不会游泳)。他的弟弟偶尔也会救济救济他。就在我们跟他谈话前的一周,有四天他每天只吃两顿饭,剩下的三天每天只吃一顿。

帕克的情况似乎让他别无选择,他把自己的问题归结为粮食问题,或者更确切点儿说,是缺粮问题。他认为,拥有土地的农民之所以决定辞退工人,而不是降低工资,原因在于他们认定,在粮食涨价的情况下,降低工资会让工人吃不饱饭,降低他们在田间地头的工作效率。这正是自己找不到活儿干的原因。显然,他愿意找活儿干,但由于吃不饱,他整个人都虚弱无力,沮丧之情随之而来,这也在一点点削弱他的意志,使他不再去想该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

从帕克的经历来看,“贫穷陷阱”的概念基于人们能否获取足够的营养,但这一概念却是老生常谈。早在1958年,经济学中就已首次出现这一正式说法。

这个概念的道理很简单。人要想活下去,就必须获得一定能量。如果一个人穷困潦倒,那么即便他倾其所有,也仅够买果腹之食,勉强维持生命而已。我们遇到帕克时,他的情况就是如此:忍饥挨饿,仅有的一点点力气只能用来到河里捕鱼。

如果人们更富有,他们就可以购买更多食物。一旦人体的新陈代谢需求得到了满足,所有额外的食物就可以用来增强力量,人的生产效率就会提高,从而生产出更多东西,满足维持生命以外的其他需求。

这一简单的生理机制产生了今天的收入与未来收入的S形关系,这种关系很像图1–1所展现的情况:穷人挣的钱太少,导致他们无法胜任重要工作,但那些可以吃饱饭的人,却足以胜任细致的农活儿。这就产生了一种“贫穷陷阱”:穷人变得越来越穷;而富人则变得越来越富,吃得越来越好,身体也越来越强壮,从而变得更加富有。因此,贫富差距会进一步扩大。

帕克·索林向我们解释了人们陷入饥饿困境的可能性因素,尽管这一解释的合理性似乎无懈可击,但他的陈述中隐约透露着一些令人不安的内容。我们并不是在战火纷飞的苏丹见到他的,也不是在洪灾肆虐的孟加拉国,而是在富裕城市爪哇的一个村庄。那里的粮食价格尽管在2007—2008年有所上涨,但当地的粮食储备显然是充足的,吃一顿饭也花不了多少钱。当我们见到帕克时,他显然吃不饱,但还是能够生存下来;那么,为什么没有人肯花钱雇用他,给予他所需的额外营养,使他具备足够的生产力,然后让他来干一整天的活儿?“贫穷陷阱”的概念基于饥饿这种看法虽然颇具合理性,但在实际情况中,就今天的大多数穷人来说,“贫穷陷阱”与饥饿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联系呢?

饥饿人口真的已达到了10亿?

我们关于“贫穷陷阱”的描述中隐含着这样一个依据,即穷人会吃得尽可能地多。的确,基于基本生理机制的S形曲线有着显而易见的含义:如果穷人有机会可以吃得多一点儿,他们就能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走出“贫穷陷阱”地带。因此,穷人吃得越多越好。

然而,这并非我们所看到的实际情况。对大多数每天的生活费用少于99美分的人来说,他们似乎并没有在挨饿。如果他们在挨饿的话,那么他们就应将自己手中的所有钱都用来买吃的。但是,他们并没有那样做。我们对18个国家的穷人生活的调查数据显示,食品消费只占农村极度贫困人口总消费的36%~79%,占城市贫困人口消费的53%~74%。

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把余下的钱都花在了购买其他必需品上。比如,在印度的乌代布尔,我们发现,如果完全去除烟酒及节日性花费,一般的贫困家庭花在食物上的钱比实际多30%。穷人似乎有更多的选择,他们并不推崇将所有的钱都用来买吃的。

看看穷人会怎样花掉偶尔多出来的钱,这一点便显而易见。尽管他们会首先解决一些不可避免的花费(他们需要衣服、药品等)。如果他们的谋生方式主要依靠体力,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即使手头有了一点儿多余的钱,他们也会全部用来买吃的,其食物预算的比例也会比整体预算上升得快(因为二者上涨的量是相同的,而食物只是整体预算的一部分,因此其增长的比例更大)。然而,这看上去似乎并不正确。在印度的马哈拉施特拉邦,1983年时(距离印度近期的发展还很遥远——大多数家庭每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足99美分),即使对于最贫穷的群体来说,在1%的总体花费中,有67%都花费在食物上。出乎意料的是,就这一事例中最贫穷的人(每人每天约挣50美分)和最富有的人(每人每天约挣3美元)来说,二者之间并无太大区别。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例子中,全球收入与食品消费之间的关系非常具有代表性:即使对于十分贫穷的人来说,食物花费的上涨也远远低于原来的预算。

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即使是人们花在食物上的钱,也并没有全部用来增加人们的能量或微量营养素。当穷人可以多买一点儿食物时,他们并不注重用所有投入换取更多能量。相反,他们会选择买一些口味更好的、价钱更高的食品。对于1983年马哈拉施特拉邦最贫穷的群体来说,工资的上涨意味着有更多的钱可以用来购买食品,但人们却用50%的工资来购买能量更高的食品,另外50%则用来购买价钱更高的食品。就每个卢比所购买食品的能量来说,小米(高粱和珍珠粟)显然是最合算的。然而,人们只用约2/3的钱购买了这种粮食,另外1/3的钱买了大米和小麦(其提供每卡路里热量的价钱约为小米的2倍)。此外,穷人用来买糖的钱几乎占其总预算的5%,同谷物相比,作为人体能量来源的糖价格更高,但其营养价值却远远不及谷物。

罗伯特·延森和诺兰·米勒发现了一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即食品消费的“质量飞跃”。在中国的两个地区,他们随机选定了一些贫穷家庭,然后给予他们大量的主食价格补贴(一个地区是面条,另一个地区是大米)。我们通常认为,当某物的价格下降时,人们便会买得更多。然而,情况恰恰相反。大米或小麦的价格便宜了,那些得到补贴的家庭购买的这两种粮食反而减少了,虾和肉的消费却提升了。令人惊讶的是,对于那些得到补贴的人来说,尽管他们的购买力增强了,但其自身的能量吸收并没有提高,而且可能还会有所降低。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些人所摄入的营养含量也没有得到任何提高。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主食占家庭预算的很大一部分,因而补贴使他们变得更富有:如果主食的消费与贫穷的状态有关(比如说,因为主食价格便宜,但不那么好吃),那么富有的感觉可能会促使他们买更少的主食。这再次表明,至少对于这些非常贫穷的城市家庭来说,他们并不是优先选择获取更多的能量,而是获取味道更好的能量。

在今天的印度,营养问题也成了一个谜。媒体对于这一问题的标准报道就是,随着城市中产阶级变得越来越富有,肥胖及糖尿病病例呈快速增长之势。然而,安格斯·迪顿和让·德雷兹表示,过去25年来,印度人的营养问题并不是他们变得越来越胖,而是他们实际上吃得越来越少。9尽管印度的经济发展迅速,但其人均卡路里消费却在持续下降。此外,除了脂肪之外,各类人群(即使是最贫穷的人群)在其他营养品上的消费似乎也有所下降。迄今为止,城市地区超过3/4的人口人均卡路里消费不足2100卡,农村地区人口则不足2400卡——印度将这组数据作为体力劳动者应达到的“最低要求”。富人比穷人吃得更多,这仍然是一个现实情况。然而,从各个收入水平来说,用于购买食品的预算部分已有所下降。而且,食品的构成已然改变,同样数目的钱现在被人们用来购买了价格更高的食品。

这一变化并非源于收入的下降——据某些人说,实际上收入正在增长。虽然印度人现在越来越富有,但各个收入水平的人却吃得比以往更少。原因也并不在于食品价格的上涨——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2005年期间,无论是在印度的农村还是城市,食品价格较之其他产品都有所下降。虽然食品价格自2005年起再次上涨,但卡路里消费的下降正是发生在食品价格下降之际。

因此,包括被世界粮农组织归类为饥民在内的穷人,即使在可以吃更多的情况下,他们似乎也不愿意那样做。的确,他们似乎吃得越来越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揭开这一谜团的合理起点是,假定穷人知道他们自己正在做什么——毕竟,他们是能吃能干的人。如果他们确实能够吃得更多,从而大大提高生产力,挣到更多的钱,那么一旦出现这样的机会,他们便会抓住。因此,是否吃得更多并不能真正提高我们的生产力,因而也就不存在基于营养说的“贫穷陷阱”?

“贫穷陷阱”真的存在吗?

至少就食品储量来说,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有能力让每一个人都吃饱饭。在1996年的世界粮食峰会上,据世界粮农组织估计,当年的世界粮食产量足以向每人提供每天2 700卡路里热量。10这是几个世纪粮食供应革新的成果,当然,我们还要感谢农业科技领域的伟大革新,还有几个更为平凡的因素,如西班牙人于16世纪在秘鲁发现了土豆,将其引入欧洲并推广为食品。研究表明,在18世纪到19世纪期间,土豆的出现使世界人口增长了12%。

饥饿的确存在于当今世界,但只是人类食物分配方式的一种结果。绝对的食物匮乏并不存在。当然,如果我吃得比所需的多,或者更合理地讲,将更多的玉米转化成了能量,我就能好好游游泳,那么所有其他人得到的就会更少。12然而,尽管如此,大多数人,甚至大多数非常贫穷的人,似乎都能挣够糊口的钱。这仅仅是因为,通常情况下,能提供卡路里的食品,价格都不高。根据菲律宾人的价格数据,我们算出了足以提供2 400卡路里的最便宜食品的价格,包含10%来自蛋白质的卡路里,还有15%来自脂肪的卡路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这只会花费21美分,就算是每天靠99美分生活的人也买得起。问题在于,这样,他们只能吃到香蕉和鸡蛋。不过,只要人们在必要时有吃香蕉和鸡蛋的心理准备,我们就会发现,几乎没有人会停留在S形曲线的左半边,这说明他们都有能力赚到足够的钱养活自己。

这与印度的调查结果一致。在那些调查中,人们需要回答,他们是否能吃饱,比如,“每个家庭中的每个人一天吃两顿饱饭”,或者“每人每天是否有足够的食物吃”。认为自己吃不饱的人,其比例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大幅度减少——从1983年的17%降到2004年的2%。因此,人们之所以会吃得更少,或许是因为他们的饥饿程度降低了。

或许,尽管人们摄入了更少的卡路里,但他们真的不再那么容易饥饿了。或许,由于水质及卫生条件的改善,人们不再因一次次的腹泻或其他疾病而流失那么多卡路里。或许,人们的饥饿程度之所以降低,是因为重体力劳动的减少——村里有了可饮用水,妇女们不再需要长途跋涉地去挑水;交通状况的改善,人们出门就不用全靠步行;即使是在最贫穷的村子里,面粉都用电动磨粉机来磨,而不是由妇女们用手来磨。印度医学研究会分别计算了重度、中度及轻度体力劳动者的卡路里需求量,通过计算出来的卡路里平均值,迪顿和德雷兹注意到,过去25年来,卡路里消耗量的下降几乎完全可以解释为,一天中大部分时间从事重体力劳动者人数的相对减少。

如果大多数人都处于非饥饿状态,那么他们因消耗更多卡路里而获取的生产力就可能相对下降。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会选择把钱花在别处,即放弃香蕉和鸡蛋,转而选择某种更棒的食品。很多年前,约翰·施特劳斯为证明卡路里对生产力的作用,一直在寻找一个典型的例子。他选定了塞拉利昂从事个体经营的农民为研究对象,因为他们是真正辛苦劳作的人。13约翰发现,如果一个农工的卡路里摄入量增加10%,那么他的生产力最多可以提高4%。因此,即便人们加倍消耗食品,他们的收入也只能增加40%。此外,卡路里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并不呈S形曲线,而是反向的L形曲线,就像图1–2所展现的那样:最高的收入来自低水平的食品消耗。一旦人们能够吃饱饭,他们的收入就不会产生大幅度的跃升。这表明,与不那么贫穷的人相比,摄入更多卡路里对于非常贫穷的人来说更有好处。在这种情形中,我们恰恰看不到所谓的“贫穷陷阱”。因此,大多数人的贫穷状态,并非是由他们吃不饱饭造成的。

这并不是说,基于饥饿的“贫穷陷阱”存在不合理性。更丰富的营养可以使某人走上富裕之路,这一想法从历史角度来看的确至关重要,甚至在今天的某些情况下仍然十分重要。根据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历史学家罗伯特·福格尔的计算,在欧洲文艺复兴及中世纪时期,粮食产量并不足以维持所有劳动者所需的卡路里,这就是当时出现大量乞丐的原因——他们几乎不具备任何劳动能力。14仅仅是糊口的压力,似乎就足以迫使某些人采取极端的做法:在16世纪中期至19世纪时期,曾盛行“杀死女巫”活动。当时农作物歉收的现象十分普遍,渔业也不发达。女巫们大都是单身女性,其中以寡妇居多。S形曲线的逻辑表明,当资源紧缺时,通过牺牲某些人,让余下的人能吃饱,使其具备劳动能力,为生存而赚钱,15这从经济角度来看是合理的。

贫穷家庭偶尔会被迫做出如此艰难的选择,至今这种现象依旧存在。在20世纪60年代印度的旱灾期间,很多家庭无地可种,女孩比男孩更容易夭折,但在雨水正常的情况下,男孩、女孩的死亡比例并无多大差别。16而在“小冰期”时期,坦桑尼亚一旦发生旱灾,就会经历一次“杀死女巫”的暴行——在资源紧缺的情况下,这是除掉无用闲人的一种便捷方式。17很多家庭会在突然间发现,与他们生活在一起的较年长的女人(常常是祖母)是一个“女巫”,然后她就会被村里的其他人追捕或杀死。

因此,粮食短缺有时仍是一个问题。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今天生活着的这个世界都十分富裕,关于贫穷的故事并不会成为它的主旋律。不过,在天灾人祸频发时期,或是当饥荒造成几百万人死去或病倒时,情况自然会有所不同。阿马蒂亚·森曾指出,近期发生的一些饥荒并不是粮食短缺造成的,而是制度出现了问题,导致现有食品分配不合理,甚至在有些地区面临饥饿的情况下,政府仍然将可用粮食储存起来。

那么,我们应该听之任之吗?我们能否考虑到,尽管穷人可能吃不了多少,但他们仍需要吃饱。

穷人真的吃得好、吃得饱吗?

我们始终感觉,与真实情况相比,任何故事都欠缺说服力。假定在印度最贫穷的家庭,每人每天消耗约1 400卡路里,会有人因不需要那么多卡路里而减少食品消费吗?1 200卡路里是众所周知的半饥饿状态,想要快速减肥的人常会得到这样的饮食建议;不过,1 400卡路里似乎比这种状态强不了多少。据各地的疾病控制中心称,2000年美国普通男性每天消耗2 475卡路里。

然而,印度最贫穷的人的身材较为瘦小,这一点也是事实。而且,如果一个人身材十分瘦小,那么她/他也就不需要过多的卡路里。不过,这是不是又把问题推回原地了?为什么印度最贫穷的人身材如此瘦小?为什么南亚人都骨瘦如柴?衡量营养状态的标准方式是体重指数(BMI),这是评估体重与身高比例的重要方式(如身高更高的人体重也就更重)。营养不良的国际底线为BMI 18.5,BMI在18.5~25之间属于正常范围,BMI超过25的人被定为肥胖状态。通过这一衡量标准,2004—2005年间,印度33%的男人和36%的女人是营养不良的,二者在1989年时的这一比例均为49%。在提供人口统计及健康调查数据的83个国家之中,只有厄立特里亚出现了更多营养不良的成年女性。印度女性、尼泊尔女性及孟加拉国女性,也属于世界上身材最矮小的女性。

这一点是否应加以考虑呢?这是否应完全归因于南亚人的基因问题,就像深色眼睛或黑色头发一样,与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成功与否无关?毕竟,即使是在英国或美国的南亚移民,他们的孩子也比白人孩子或黑人孩子个子更矮。然而,在无异族通婚的情况下,如果有两代人一直生活在西方,南亚移民的孩子在身高上便会与其他民族的孩子差不多。因此,尽管对于个人成长来说,基因构成的确至关重要,但人类在身高方面的基因差别是极其微小的。如果第一代母亲的孩子身材依然十分矮小,那么部分原因可能在于,这一代母亲在童年时就营养不良,因此才会生下身材较为矮小的孩子。

因此,相比其他国家的人来说,如果南亚人身材矮小,很可能是因为南亚人及其父母所吸收的营养较少。有证据表明,印度的儿童极度营养不良。衡量儿童在童年时期是否营养充足,常用的尺度就是对照这一年龄的国际标准身高。通过这一标准,印度国家家庭卫生研究(NFHS)所显示的数据令人震惊:约一半5岁以下的儿童发育迟缓。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的营养摄入还远远达不到标准。其中1/4的孩子极度营养不良,说明儿童营养问题的严重性。参照孩子们的身高,他们的体重也大大低于标准体重:在三岁以下的儿童中,每5个儿童中就有一个儿童处于消瘦状态,也就是说,低于国际极度营养不良的标准。令人尤为震惊的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地区,但那里的儿童发育迟缓及消瘦的比例,仅为印度的一半。

对此,我们是否应在意呢?这本身不就是个小问题吗?那么,别忘了还有奥运会的大问题。作为一个拥有10亿人口的国家,在过去22届奥运会中,印度平均每届仅获得0.92枚奖牌,少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0.93枚。相比之下,中国在8届奥运会中共获奖牌386枚,平均每届获48.3枚。世界上72个国家的奥运会成绩都优于印度,除掉其中人口最多的6个国家,印度的人口相当于其他国家人口的10倍。

印度虽然是贫穷国家,但它并不像过去那样贫穷了,而且还要好于喀麦隆、埃塞俄比亚、加纳、海地、肯尼亚、莫桑比克、尼日利亚、坦桑尼亚及乌干达。然而,这些国家人均获奖数却是印度的10倍以上。的确,每届奥运会获奖数少于印度的国家,其人口几乎都不到印度人口的十分之一,除了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特别是孟加拉国,它是全球唯一一个人口超过1亿、从未获过奥运会奖牌的国家,尼泊尔次之。

这显然是一种模式。有人或许会将其归因于南亚人对于板球的沉迷——这也是一种殖民产物,与困扰美国人的棒球相伴生——但就算板球占据了世界1/4人口所有的运动才能,它在奥运会上的弱势便情有可原了吗?澳大利亚、英国,甚至小小的西印度群岛都热衷于体育,而且还占据人口上的优势,但南亚人从未像这些国家在其繁荣期那样,统治过板球这一领域。例如,孟加拉国的人口相当于英国、南非、澳大利亚、新西兰及西印度群岛的总和。鉴于儿童营养不良是南亚的一个突出问题,那么儿童发育迟缓和奥运会成绩不佳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关联。

奥运会并非唯一一个身高发挥重要作用的地方。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身材高大的人都能挣得更多。关于身高是否与生产力相关,人们长久以来一直都莫衷一是。比如,有人争辩说这种说法歧视身材较矮的人。然而,安妮·凯斯和克里斯·帕克森近期发表了一篇论文,在身高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他们表示,在英国和美国,智商的高低完全可以由身高的效应来解释:但当我们对智商相同的两个人做比较时,身高与收入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22为了解释这一发现,凯斯和帕克森表示,真正起作用的是童年时期充足的营养摄取。一般来说,童年摄取充足营养的人,都会长得更高大、更聪明。正是因为他们更聪明,所以他们才会赚到更多的钱。当然,很多不那么高大的人也很聪明(因为他们已长到应有的高度),但总体来说,个子高的人在生活中更出色,因为他们显然更可能发挥自身的遗传潜力(在身高及智力方面都是这样)。

路透社将这项研究以《关于更高的人更聪明的研究》为标题做了报道,听上去很平常,却引发了一场风暴。凯斯和帕克森顿时淹没在充满敌意的电子邮件之中。一个男人(身高1.5米)责备说,“你们太可耻了”;另一个人(身高1.71米)说道,“我觉得你们的结论具有侮辱性、煽动性,是一种偏见和偏执”;还有一个未透露身高的人说,“你们拿了一把枪,将枪口对准了个子不高的人群的脑袋”。

然而,事实上,有大量证据支持这一观点,即童年时期的营养不良会直接影响成人的处世能力。在肯尼亚,持续得到抗蠕虫药片达两年的孩子,其上学的时间及在青年时期挣的钱比只得到1年抗蠕虫药片的孩子多20%:蠕虫会造成贫血及营养不良。一些最优秀的营养学专家研究表明,童年时期适度的营养摄入具有深远意义,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们的结论是:“营养不良儿童的个子更有可能长不高、学习成绩更差、生下的孩子更瘦小。此外,营养不良还与成年时期的经济地位较低有关”。

营养不良会影响人们未来的生活机遇,这种影响在他们出生之前就开始了。1995年,《英国医学杂志》(British Medical Journal)首次使用了“巴克假说”(Barker Hypothesis)一词,这是戴维·巴克医生的理论,即母体子宫的条件对婴儿生活机遇具有长期影响。很多人都支持“巴克假说”。例如,在坦桑尼亚,与未服用碘胶囊的孕妇所生的孩子相比,如果孕妇在怀孕期间摄入了足够量的碘(根据一项间歇性的政府计划,政府会向孕妇发放碘胶囊),她们生下的孩子能够多上4个月至半年的学。尽管多上半年学似乎没什么大不了的,但考虑到大多数这样的孩子只能上四五年学,多上半年学就意味着不小的收获。实际上,在这一估算的基础上,研究结果表明,如果每位母亲当初都服用了碘胶囊,那么非洲中部及南部孩子们的学习总成绩就会上升7.5%。这反过来又会影响到孩子们一生的工作能力。

尽管我们看到,单凭卡路里的增加,本质上对生产力似乎没多大影响,但即使成人也有一些可以补充营养的方法。我们熟知的一种方法就是,多吸收铁元素可以治贫血。在亚洲很多国家,包括印度和印尼,贫血都是一个主要的健康问题。印尼6%的男性和38%的女性都患有贫血症,印度的相应数据为24%和56%。贫血与有氧代谢能力低下、身体虚弱及疲倦有关。在某些病例中,特别对于孕妇来说,贫血还可能会危及生命。

印尼的铁营养状况评价与研究项目在农村随机选出一些男性和女性,每几个月定期为他们补充铁元素,给另一对照组用的则是安慰剂。28研究表明,铁元素的补充使男性工作更努力,他们由此而增加了收入,可以用来买几年所需的加铁鱼酱。以购买力平价计算,购买一年的鱼酱只需花费7美元。如果是一位男性个体户的话,他补铁后每年的收入会增加46美元——这是很合算的投资。

问题是,人们似乎不想要更多的食物,而更多的食物,特别是更多理智购买的食物,可以使人们及其子女在生活中更成功。而且,能够实现这一点的关键投资并不昂贵。大多数母亲肯定都买得起加碘盐,这种盐目前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非常普遍;或者每两年服用一次碘药剂(每剂药花费51美分)。在肯尼亚,国际儿童扶持会制订了一个抗蠕虫计划,呼吁家长为他们正在上学的孩子花上几美分,接受抗蠕虫治疗。几乎所有的家长都没有响应,这样就剥夺了孩子们一生多赚上百美元的机会。至于食物方面,各个家庭只需少买一点儿昂贵的谷类粮食(如大米和小麦)、甜食及加工食品,多买一点儿叶类蔬菜及粗粮,就会很容易得到更多的卡路里及其他营养物质。

为什么穷人吃得这么少?

为什么贫血的印尼上班族自己不买加铁鱼酱?一种答案就是,如果老板们意识不到营养充足的员工工作能力更强,那么员工自然会对“更强的工作能力将获取更多的收入”产生怀疑。如果老板付给每位员工相同的工资,那么他们就不需要吃得更多、变得更强壮了。在菲律宾,一项研究表明,那些既要挣基本工资又要挣计件工资的人,他们在挣计件工资时要多吃25%的食物。在挣计件工资时,工作能力十分重要,因为干得越多,挣得也就越多。

然而,这并不能说明,为什么印度所有的怀孕妇女都不吃加碘盐,这种盐目前几乎在每个村子都能买到。一种可能就是,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让自己及子女吃得更好有什么价值。人们并不完全了解微量营养素的重要性,即使是科学家也一样,直到最近情况才有所改善。尽管微量营养素价格便宜,而且有时能够大大提高人们一生的收入,我们仍然有必要搞清楚该吃些什么(或该服用哪种药)。并非人人都知道这方面的信息,即使是在美国也一样。

《贫穷的本质》

(印)阿比吉特·班纳吉 、(法)埃斯特·迪弗洛 /著

景芳/译

中信出版社

2018年9月

此外,当别人告诉自己应改变饮食结构时,人们一般都会持怀疑态度,这可能是因为人们一直钟爱自己吃的食物。1966—1967年时,大米的价格迅速上涨。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说,少吃大米多吃蔬菜不仅有益于人们的身体健康,还可以节省他们的预算。这引发了一阵阵抗议。于是,这位部长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会用蔬菜做的花环迎接他。现在看来,他或许是对的。安托万·帕芒蒂埃是18世纪法国的一位药剂师,早年十分热衷于土豆。不过,安托万了解大众支持的重要性,他显然已经预见到了人们对此所持的反对意见。他向大众展示了一套他自己发明的土豆食谱,包括经典菜——帕蒙蒂耶烤土豆泥(Hachis Parmentier),英国人将其称为“羊倌肉饼”, 是由一层碎肉和一层土豆泥做成的焙盘。于是,安托万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这条道路虽然迂回曲折,但最终,他发明了“自由薯条”。

另外,仅凭个人经验,并不容易了解太多这种营养物质的价值。碘会使你的孩子变得更聪明,但摄入量的多少并无多大差别(不过,量变也会引起质变)。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你在多年之中既不会发现小变化,也看不到大变化。碘虽然能使人变得更强壮,但并不能突然之间把你变成一个“超人”——个体户每周的收入都会出现上下波动,因此对他自己来说,每年多挣40美元也可能察觉不到。

因此,穷人在选择食品时,主要考虑的并不是价格是否便宜,也不是有无营养价值,而是食品的口味怎么样。乔治·奥威尔在其《通向威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一书中,成功地描述了英国穷人的生活。书中写道:

他们的食物主要有白面包、人造黄油、罐装牛肉、加糖茶和土豆——这些食物都很糟糕。如果他们多花点儿钱,去买一些健康食品,如橘子和全麦面包;或者,他们可以学《新政客》(New Statesman)的读者,为节省燃料而生吃胡萝卜,那样不是更好吗?是的,那样当然会更好,但问题是,没有人会这样做。还没等到要靠黑面包和生胡萝卜为生时,正常人早已饿得肚子咕咕叫了。而且,特别遗憾的一点是,你手里的钱越少,你就越不愿意购买健康食品。一位百万富翁可能喜欢以橘子汁和薄脆饼干当早餐,但一位失业人员是不会喜欢的……当你陷入失业状态,你并不想吃乏味的健康食品,而是想吃点儿味道不错的东西,总会有一些便宜而又好吃的食品诱惑着你。

比食物更重要

穷人常常拒绝我们为其想出的完美计划,因为他们不相信这些计划会有什么效果。这也是贯穿本书的一个主题。穷人饮食习惯的另一个解释是,在他们的生活中,还有比食物更重要的东西。

大量记录显示,发展中国家的穷人会花很多钱来置办婚礼、嫁妆、洗礼等,这很可能是怕丢面子的结果。印度婚礼的花费是众所周知的,不过也有一些不那么令人愉快的场合,如一个家庭被迫举办一场奢侈的聚会。在南非,在大量老人及婴儿出现死亡的时期,人们制定了葬礼应花多少钱的社会规范。31根据传统,人们只需将死去的婴儿简单埋葬,但要为死去的老人举办隆重的葬礼,葬礼所需费用为死者一生的积蓄。由于艾滋病毒的泛滥,很多年轻人还没来得及为自己积攒葬礼费用,便要撒手人寰了,而他们的家人迫于传统仍要大操大办。对于刚刚失去了一个未来劳动力的家庭来说,可能需要为葬礼花费3 400兰特(购买力平价约825美元),或者该家庭40%的年收入。在举行这样一场葬礼之后,这个家庭显然没有多少可用的积蓄了,更多的家庭成员则会抱怨“吃不饱饭”。即使死者生前没有挣过钱,情况也是一样的。这表明,葬礼的花费是导致贫穷的主要原因。葬礼所花的钱越多,人们来年就会变得越沮丧,而他们的孩子就越可能被迫辍学。

因此,无论是瑞士的国王,还是南非基督教协会(SACC),都在努力调整葬礼的支出,这一点也在情理之中。2002年,瑞士国王发布禁止葬礼铺张浪费的条令,宣称如果发现哪个家庭为办葬礼而宰了一头牛,他们必须再上交一头牛。32南非基督教协会则表现得更加严厉,他们呼吁整顿葬礼产业,认为这是在向那些入不敷出的家庭施加压力。

然而,将钱花在食品以外的地方或许并不完全出于压力。在摩洛哥的一个偏远山村,我们遇见了一个叫欧查·姆巴克的人。我们问他,如果有更多的钱,他会用来做什么,他说会用来买更多的食品。我们接着问他,如果有更多更多的钱他会买什么,他说会买更多好吃的食品。于是,我们开始为他和他的家人感到遗憾,因为在我们坐着的房间里,我们注意到了一台电视机、抛物面天线及DVD播放机。我们又问他,如果他觉得一家人都吃不饱的话,为什么还要买这些东西呢?他笑着回答道:“哦,电视机比食物更重要!”

在摩洛哥的这个村子待了一阵子之后,我们很快明白,为什么欧查会那样想。村子里的生活十分乏味,没有剧院,也没有音乐厅,甚至没有可以坐下来看看行人的地方。而且,村里也没有多少活儿可干。欧查和他的两个邻居(采访时他们一直在一起)一年只干了约70天的农活儿,还有约30天的建筑活儿。一年中,他们除了照顾自家牲畜,就是等着拿到干活儿挣的钱,这使他们有大量的时间看电视。这三个男人都住在小房子里,没有可用水,卫生条件也不好。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他们拼命地找工作。不过,他们家里都有电视机、抛物面天线及DVD播放机,还有移动电话。

总体来说,穷人的首要选择显然是,让自己的生活少一点儿乏味。这可以是一台电视机,也可以是一点儿特别的食品,比如一杯加糖茶。就连帕克·索林都有一台电视机,不过我们见到他时,那台电视机出了毛病。节日或许也可以从这一角度来看待。在没有电视机和收音机的情况下,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穷人要常常进行某种特别的家庭庆祝,比如说一场宗教仪式,或是为女儿办一场婚礼。在我们对18个国家调查所得的数据中,穷人在没有收音机或电视机的情况下,可能在节日上花的钱更多。在印度的乌代布尔,几乎每个人家里都没有电视机,极度贫穷的人将自己14%的预算花在了节日上(包括世俗的及宗教的场合)。相反,在尼加拉瓜,56%的农村家庭有收音机,21%的家庭有电视机。在那里,我们几乎听不到有哪个家庭为庆典而花钱。

人类对于美好生活的基本需求,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印度的食品消费一直都在下降。今天,电视信号可以覆盖一些偏远地区,即使在一些偏远的农村,人们也可以买到更多的东西。移动电话几乎无处不在,用国际标准来衡量,话费还特别便宜。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有些国家的国内经济十分繁荣,大量消费品也都很便宜(比如印度和墨西哥),但这些国家的食品消费却是最低的。印度的每个村庄至少都有一个小商店,大多数情况下会有好几个,在那里可以买到袋装的洗发液,按支销售的香烟,便宜的梳子、钢笔、玩具或蜡烛;而在像巴布亚新几内亚这样的国家,食品消费占每个家庭预算的70%以上(在印度是50%),穷人们能买到的东西可能会更少。这一现象在奥威尔的《通向威根码头之路》一书中也有所涉及,他描述了穷人是怎样逃避沮丧的:

他们不会迁怒于自己的命运,而是通过降低标准来增强自己的忍耐力。然而,他们却不一定因此而专注必需品,也不一定会排斥奢侈品。因此,在长达10年的极度沮丧期内,所有廉价奢侈品的消费都有所提高。

这些“嗜好”并非那些行为不慎重之人的冲动消费,而是他们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选择,不管内心的冲动如何驱使他们、外界如何对他们施压。欧查·姆巴克的电视机并不是赊账买的——他为此攒了几个月的钱。印度母亲也是一样,她们会提前10年或更长的时间,开始攒钱为自己8岁大的女儿准备婚礼,在这里买一件小首饰,在那里买一个不锈钢水壶。

我们眼中的穷人世界,常常是一片失去机遇的土地。我们会好奇,为什么他们不把买那些东西的钱攒下来,将钱投入到真正能使他们过得更好的地方?然而,穷人会更加怀疑那些想象中的机遇,怀疑其生活产生任何根本改变的可能性。他们的行为常常反映出这样一种想法,即任何值得做出的改变都要花很长时间。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只关注当前,尽可能把日子过得愉快,在必要的场合参加庆祝活动。

基于营养说的“贫穷陷阱”真的存在吗?

我们以帕克·索林及其观点开启这一章,他认为自己陷入了基于营养说的“贫穷陷阱”。从表面上看,他的主要问题可能不是缺少卡路里。Rakshin计划使他得到了一些免费的大米,他的兄弟有时也会帮帮他。在其他时间里,他应该有体力到田间或建筑工地干活儿的。我们对相关证据的解读表明,大多数成年人,即使是非常贫穷的人,也是处于“贫穷陷阱”地带之外的:他们很容易就能吃够干好体力活儿所需的食物。

帕克·索林的情况或许就是如此。这并不是说他没有陷入贫穷,问题可能在于他失去了工作,而且他的年龄太大,已不适合再到建筑工地当学徒。此外,他的沮丧无疑使他的处境变得更为糟糕,他几乎什么也做不了。

基于营养说的“贫穷陷阱”的基本机制似乎不适用于成人,但这并不意味着穷人在营养方面没有问题。他们的问题或许并不在于食物的数量,而在于食物的质量,特别是微量营养素的缺失。营养充足可能会为两类人带来更多的好处,即未出生的婴儿和幼儿,因为他们还不能自主选择食物。实际上,父母收入与其子女未来收入之间,可能也存在着一种S形曲线关系,这与子女在童年期间的营养摄入有关。这是因为,如果孩子在子宫内或童年早期吸收了充足的营养,那么他/她以后每年都会挣到更多的钱:经过一生的积累,这个孩子就会受益-匪浅。例如,我们在前面提到过,肯尼亚对儿童做抗蠕虫预防,我们对其长期影响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接受两年而非一年治疗的儿童(因此其两年来的营养状态更好)一生收入为购买力平价3 269美元。童年时期营养上的小投入会在以后产生大影响(在肯尼亚,抗蠕虫每年花费购买力平价1.36美元;在印度,一包碘盐价格为购买力平价0.62美元;在印尼,加铁鱼酱价格为购买力平价7美元)。这表明,各国政府及国际机构需要就食品政策进行彻底反思。这对美国农民来说可能是个坏消息,但解决办法并非提供更多粮食那么简单,尽管大多数食品安全计划目前都着意于此。穷人喜欢补贴的粮食,但我们前面谈到过,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援助并不能使他们吃得更好。而且,他们主要的问题不在卡路里,而是其他营养成分。此外,仅仅靠给予穷人更多的钱,可能也不足以解决问题。即使收入增加,短期内他们可能也不会达到更好的营养状态。正如我们在印度看到的那样,穷人即使在自己收入增加的情况下,也不会吃得更多更好;除了食物之外,他们需要面对太多其他的压力和欲望。

相反,对儿童及孕妇的直接营养投资,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回报。这方面的措施包括,向孕妇及儿童父母发放强化食品,对儿童进行学前或在校的抗蠕虫预防,向他们提供富含微量营养素的膳食,或者鼓励父母为补充营养而消费。在有些国家,所有这些措施都已得到实行。肯尼亚政府目前对在校儿童提供系统化的抗蠕虫预防;哥伦比亚政府会在学前孩子的膳食中加入微量营养素;在墨西哥,社会福利机构为家庭提供免费的营养补充。食品技术领域的首要任务是,在人们喜爱的食物中加入额外的营养素,生产出一些富含营养、美味可口的适于在各类环境中种植的新品种粮食,同时还要提高生产力。我们在世界各地确实看到了一些这样的实例,其推动者都是国际微量营养素行动组织(Micronutrient Initiative)和国际农作物强化组织(Harvest Plus)等机构。近期,乌干达和莫桑比克引进了各类适合非洲的橘子味土豆(β–胡萝卜素更丰富)。35目前,几个国家(包括印度)已批准使用一种富含铁和碘的新型食盐。然而,在很多情况下,食品政策只停留在这样一种想法上,即穷人需要的只是便宜的粮食。

经济观察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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